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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口”字的“词义家族谱系树”

归档日期:06-10       文本归类:多项式谱系      文章编辑:爱尚语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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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谯郡龙亢桓氏出于曹魏嘉平之狱的刑家,居然能够在门阀政治的东晋时期,在王、庾家族势力就衰之后获得机会,上升到很高的地位,专制朝政,甚至一度改移晋鼎。我们知道,权势之家编造家传,改叙谱系,以攀援显贵,求得虚荣,是五朝习见之事。但是龙亢桓氏桓范之狱昭然在人耳目,只可以回避掩饰,而难于另行编造。所以为桓氏作家传者只好改易事迹,把渡江南来的桓彝说成是中朝名士,与衣冠士族素相结识,以此证明桓氏家族尊显的社会地位其来有自。江左史籍转相抄袭,以假乱真。所以唐修《晋书》,于《桓彝传》遂多不实之词,有待后之读《晋书》者辨而正之。

  《晋书》卷七四《桓彝传》:“彝少孤贫,……性通朗,有人伦识鉴,拔才取士,或出于无闻,或得之孩抱,时人方之许、郭。”①《艺文类聚》卷六引《晋中兴书》:桓彝“年在弱冠,便有知人之鉴。”《晋书》卷七四《徐宁传》:“彝称有人伦识鉴。”案桓彝死于苏峻之乱中,年五十三,推其生卒年为晋武帝咸宁二年至成帝咸和三年(276—328年)。何法盛谓其弱冠知人,当谓在惠帝元康之时,这就是说,桓彝属于中朝元康名士,其知名度相当于东汉的许劭、郭泰。但是检阅史籍,桓彝在元康时,事迹全无踪影。桓彝荐人,只《徐宁传》一见,事在江左而非中朝。《晋书》卷九三《外戚·杜又传》桓彝目卫、杜曰:“卫玠神清,杜又形清”;同书同卷《褚裒传》桓彝目褚曰:“季野有皮里阳秋。”这些固然是人伦识鉴的掌故,但也都是东晋之事。颇疑桓彝弱冠知人之说,是桓彝显达以后始出现,史籍以后方前,巧为缝合,未足置信。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“袁彦伯作《名士传》成”条注,谓袁宏以裴楷、乐广、王衍、庾?、王承、阮瞻、卫玠、谢鲲为中朝名士,即元康名士,其中并无桓彝。《名士传》据谢安所道撰成,谢安谙悉中朝掌故,应当不至于在列数元康名士时遗漏掉比踪许、郭,显贵江左的桓彝,如果桓彝果真是元康名士的话。又,陶潜《群辅录》著录有“晋中朝‘八达’,近世闻之故老”云云。陶潜所列的八人,与本文下节所说的江左早期的“八达”,部分相同,但却没有桓彝,与袁宏《名士传》不载桓彝,情况一样。这也是桓彝在西晋时并无令誉一证。

  《桓彝传》彝“少与庾亮深交”,事系于桓氏渡江之前。案庾亮生卒在武帝太康十年至成帝咸和六年(289—340年),小于桓彝十三岁。桓彝年少时,庾亮尚在童稚,其时何得相与为深交?根据现知资料,桓、庾交游都是在江左之事,无一例在中原者。《太平御览》卷六七引《桓彝别传》:“明帝世,彝与当时英彦名德庾亮、温峤、羊曼等共集青溪池①上,郭璞预焉。”《斠注》引此条资料置于《桓彝传》“少与庾亮深交”处,论理正好可用来辨《晋书》叙事时间之误。但吴仕鉴氏偏偏删却“明帝世”三字,因此反而证成了《晋书》之误。桓彝年少时在洛阳具有胜流身价的说法,是没有史料可以证明的。

  又据《世说新语·德行》,桓彝尝谓高僧竺道潜(深公)“与先人至交”。案《高僧传》卷四《竺道潜传》,道潜永嘉初渡江时年仅二十余,死于孝武帝宁康二年,年八十九,其生卒年当为285—374年,小于桓彝近十岁。按常情而论,桓彝之父桓颖,似不得与小于己子近十岁的道潜为至交。忘年之交虽然并非全无可能,但年差也不能太大。这究竟属于《世说》误记,还是属于桓彝妄说,就无从稽考了。

  桓彝在八王之乱时,曾以州主簿预齐王同反对赵王伦的义举,但在尔后东海王越和成都王颖相争之时无所依傍,甚至未得列名于号称多名士俊异的东海王越府。我们知道,东晋政权从渊源说来,是东海王越为之创造条件,始得经营起来的,桓彝既未附越,也就与东晋的王、马没有历史关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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